文明如水，浸潤無聲。千百年來，從唐代高僧鑒真創建的日本唐招提寺，到法國學者伏爾泰書房裡的孔子像，中華文明通過各種途徑傳播於国际各地。
從歷史的视点看，中華文明經歷了從中國、東亞向国际的傳播發展階段，作為一個面向未來、不斷發展著的文明體系，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乃至国际文明版圖產生了巨大影響。
今天的中國正廣泛參與国际文明對話，擴大國際人文沟通协作。當下，應怎么進一步增強中華文明的招引力，促進東西方文明更好地“借鑒互相”？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干春鬆近来承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回溯歷史，照鑒當下。
干春鬆：作為人類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思维系統，中華文明發源於中國，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乃至国际文明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儒家倡導“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的信仰，認為中華文明的品德感染力無需通過“輸出”的方法來傳播，而應依托文明本身的招引力來感染全国不同的族群和民眾。
歷史上，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的许多國家承受了漢字，也承受了科舉取士的人才選拔准则，這是中華文明招引力的典型表現。另一方面，強調文明招引力，並非拒絕學習別的文明。這意味著中國古代文明的傳播並非單向，事實上在必定地域范圍內构成了溝通網絡。
比方，外來文明在唐代得到傳播和發展，特別是释教。玄奘不懼艱險去印度取經，成為中國文學的經典題材﹔隨著日本遣唐使和和尚等來華學習，释教完成了從印度到中國、再到朝鮮和日本等國的傳播過程，在承受、交融、創新中不斷發展。
在中日文明沟通中，鑒真的案例赋有傳奇性。他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明，寫下了文明沟通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通過建唐招提寺，他將唐代修建文明帶到日本。今天我們驚嘆於京都和奈良古修建之精巧，這其實是中國古代修建文明東傳的結果。人類對美的事物的共感标明，文明沟通是树立互信互愛的人類社會的基礎。
歷史上，文明傳播也會出現一些非預期的結果。比方，明清時代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翻譯了很多儒家經典，這些經典著作所體現的理性精力和人本主義立場，與法國啟蒙運動反對神權、发起人權的思潮構成了共振。我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東方思维家，為歐洲啟蒙運動供给了重要的思维助力。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伏爾泰對孔子尤為推重，曾在其巨作《哲學辭典》中反復強調孔子對於国际文明的重要性。20世紀80年代也有西方學者指出，人類要擺脫窘境，必須罗致孔子的才智。
從伏爾泰到當代學者，所要應對的問題並不相同，但來自中國經典的才智力气卻是一脈相承，文明傳播、文明互鑒的力气也由此得到証明。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是国际上仅有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為何會构成杰出的平和與容纳意識？
干春鬆：前些年有一本名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書深受讀者歡迎，講述了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爭奪“聖地”耶路撒冷，戰爭和殺戮在三千年的歷史中不斷重復。時至今天，圍繞耶路撒冷、圍繞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沖突，依然是国际平和面臨的严重挑戰。
而中華文明在殷周之際的严重變革時，並沒有走向“一神教”，而是通過品德與人的自覺來建構價值體系，強調天人合一，即人與国际之間的價值同構，這樣就排除了價值體系和日子方法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如此，中華文明才可以不斷地招引不同地域、不同傾向的文明而加以融匯創新。
從歷史維度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魏晉隋唐時期的三教合一、宋元明清時期的多元文明，匯聚了不同的思维資源，中國文明發展在坚持其統一性和延續性的基礎上，在不同階段體現出不同的思维創新主題。在国际上一些地區因為宗教紛爭不斷堕入戰爭時，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西漢張騫、唐代玄奘、明代陳誠出使多國、增進互學互鑒的文明互動。
中華文明的容纳性也體現在文明思维上。变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了眾多西方重要學術經典以及反映政治社會思潮的著作。相反，基於“文明中心主義”認知，一些西方人士沒有以多元價值的立場，來看待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思维的發展，這些人因文明的高傲而產生對其他文明的漠視或“東方主義”式獵奇，形成實質上的自我封閉，乃至對中國的發展、對中國人所建構的政治社會次序抱有不可思议的敵視。這種現象晦气於中西之間增進相互了解平和等相待。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當下應怎么增強中華文明的招引力，推動中華文明實現更好的國際傳播？
干春鬆：文明沟通互鑒的基礎是文明傳播。鑒真和伏爾泰的比方可証，文明傳播的最首要動力在於文明的招引力。善用文明、文明的力气，是提高國際傳播效能的必定要求。
當前，一個愈加有用的國際傳播體系正在慢慢地建成。就我個人比較了解的社科領域而言，“新漢學計劃”招引了許多海外留學生持續深化研讨中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讓很多中國著作得以在海外出书發行，增進了海外讀者對華認知。
在我看來，中華文明要在國際上得到更好傳播，“傳播前置”很重要。国际各地研讨中國文明的人群中，大多數是對中國有爱情的學者，而他們的傳播更简单獲得地点國民眾的信赖。本年7月下旬我赴日本神州大學沟通，神州大學的荒木見悟和岡田武彥生前都是研讨中國思维的國際闻名學者，為東亞儒學研讨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现在神州大學的中國哲學專業出現了人才斷層，從事中國哲學學習的本乡學生在減少，国际不少大學都有類似景象，不容樂觀，需引起留意。
此外，還要充沛發揮民間組織和學術團體的影響。根據傳播對象的承受習慣來設計傳播方法，可以更好的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要凭借藝術著作，比方紀錄片等來傳播當代中國人的日子，藝術表達更具有情感共振的空間。
中新社記者：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来源》中指出，假如沒有東方的幫助，西方的拓宽無法實現﹔假如沒有東方的貢獻，西方的兴起無法幻想。面對挑戰，東西方文明應怎么更好地“借鑒互相”？
干春鬆：霍布森此書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之作，試圖從人類文明史的视点呈現国际上不同的族群對人類發展作出的貢獻。
的確，從人類前期的發展狀況而言，四大文明古國首要散布在非洲、亞洲，只是在地舆大發現之后，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領人類科技進步。但是這種發展上的“輪轉性”被“西方中心主義”者了解為社會發展的“方向性”，從而重復所謂“西方以外的種族缺少對人類文明貢獻”的謬論。
2021年12月17日，“從地中海到中國：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藏文物展”於太原山西博物院開展。圖為公元前4世紀在南意大利制作的“牛頭形來通”。中新社記者 張雲 攝
無論是價值體系的創立還是科技發展，各民族都貢獻了自己的才智，由此構成了人類文明的當代形態。從國家的規模和文明的獨特性而言，中國的發展尤其是变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具有文明意義上的新示范性，通過經濟社會平衡發展的形式，展現了新發展的格式優勢。
中外之間的認知差異，也有一些是對中國的方针、發展狀況等缺少深化了解導致的。我們要正視不同文明因為地舆環境、歷史進程而形成的差異性。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通過對話沟通不斷添加共識，為文明之間的相互了解創造條件，進而管控差異和不合。
事實上，文明互鑒並非要寻求文明的同一化，而是讓更多人認識到有必要了解不同的文明。
同時，也要認識到經濟沟通對不同文明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從人類文明發展的經驗看，脫離經濟往来基礎的文明往来是膚淺的，同時，不以文明互信為条件的經濟沟通也是软弱的。未來需大力發展中外經貿往來，讓文明成為經貿活動的橋梁，促進人類的一起進步和繁榮。
干春鬆，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儒學研讨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首要從事儒家與政治哲學研讨。著有《儒學的近代轉型》《抱负的國度：近代中國思维中的國家觀念》《公全国與家全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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