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僧侣小岛康誉，1942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1966年创办宝石公司，经过26年的发展公司成为拥有161个分店的上市公司。1996年小岛康誉从公司社长职位上隐退，1987年削发为僧。现为新疆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顾问、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代表、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他是一位日本僧人，为保护中国新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促进国际社会对改革开放后的新疆的了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称为“现代的安倍仲麻吕”。本刊对小岛康誉先生进行了专访。
赵新利：小岛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专访。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早年经商，后结缘新疆，并成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重要推动者。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一切发生？
小岛康誉：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新疆在这4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2年，从1982年至今，已经访问了新疆150多次，见证了我的第二故乡新疆的发展。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老朋友，我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多年以来，我致力于世界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人才教育培训以及促进中日间相互理解，促成并推进了多个项目，在增进世界人民友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1972年10月，中日邦交刚恢复正常化后我初次到访中国，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在香港取得签证后，跨过香港和大陆之间的铁桥来到了这片土地。佩戴刺刀的士兵守在道路两旁，到处在分发《毛主席语录》，大家诵读传播，我感觉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之后，作为一名珠宝商，我多次去过北京、上海、天津开展业务。
1982年，我初次到访新疆。乌鲁木齐的商业街上基本上没有高楼，车辆也屈指可数。当地的人们放牧羊群，用骆驼来运载货物行李。由于未曾发现好宝贝，购买宝石的计划失败了。1986年5月，我首次参观了位于新疆库车西部的克孜尔千佛洞。当时库车还未对外国人开放，要取得“外国人旅行证” 才能进入。历经3—8个世纪修筑的石窟，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异教徒的破坏、德法俄日等外国探险队的盗窃等，已经严重破损，我认为这是“人类共通的文化遗产”，于是捐款10万元人民币，用于修复。但由于是首笔来自国外捐助款项，获得审批十分不易。再一次访问乌鲁木齐时，我听闻中国政府斥巨资正式开展修复工作，我当即提出要捐赠1亿日元，令周围的人惊讶不已。
1987年5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的见证下，我与新疆文化厅签署了捐赠协议。11月，在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好克孜尔千佛洞修复保存协力会”。从此，该协会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经过两年的募集，我向新疆捐款总计1亿多日元。以当时中国的物价来看，1亿日元几乎是笔天文数字。捐款用于修复工作，中方为此特地建造了纪念碑以感谢日本热心人士， 由王恩茂副主席挥毫，纪念碑上刻着捐款的日本人的名字。依靠着这笔捐款和中方的努力，克孜尔千佛洞得到完美再现，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观光客络绎不绝。
之后，我到访新疆150余次，在世界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才教育培训、中日相互理解促进三个方面实施了约100个项目。中国媒体曾报道我是“现代的阿倍仲麻吕”，“一个感动全新疆的日本人”，“小岛精神，缘于‘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促进了中日民众在文化遗产领域更广泛的交流与沟通，个人提供总额3000多万人民币捐款”。对此，我深感荣幸。经常会被人问起：“您对新疆如此付出，到底为了什么？”简单来说，主要是因为我热爱这里人民的温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赵新利：您曾与中方合作，在新疆开展克孜尔千佛洞、尼雅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等的修复、学术考察项目。您多年致力于文物保护中的国际合作，有怎样的体会？
小岛康誉：2014年6月22日，丝绸之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在丝绸之路的33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中，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千佛洞）名列其中。我从事克孜尔千佛洞的修复保存工作约30年，因此特别高兴。2014年11月特地访问了克孜尔及新疆的其他五处世界文化遗产，表示祝贺。
此外，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和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迹学术考察也有很重要的意义。1988年，我同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至1997年共开展了9次现场调查。因为持有国家文物局的挖掘许可证，因此也对墓地等进行了挖掘，系列调查成果丰硕，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等众多国宝级文物，入选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即为“国宝中的国宝”。我作为日方队长共参与过8次尼雅遗迹调查，是一段宝贵的经历。我也期待，彰显“一带一路”历史交流的尼雅遗址能够早日被认定为世界遗产。
作为尼雅的关联调查，我与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开始做“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迹学术考察”。丹丹乌里克是在大约8世纪消亡的佛教城市，截至2006年对其开展的4次现场调查，我作为日方队长均有参与，得到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的发掘许可证。在对寺院等进行发掘时， 发现了众多用“屈铁线”手法绘制的壁画，这些壁画被誉为“西域的蒙娜丽莎”，甚至与日本法隆寺的金堂壁画也有一定的联系。对这些珍贵壁画，中国和日本实施了共同保护。
公共外交无处不在，外交官有这个意识，但一般民众甚至学者、艺术家，通常没有这种意识，所以在国际活动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最基本的公共外交原则，必须让普通民众都知道，包括留学生、出国旅游的游客，等等。这些公共外交原则包括：一、尊重主权，尊重当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二、尊重当地法律；三、尊重当地的文化。有的日本学者去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时，总是拿“我们在日本是这样的”等说辞来解释他们的做法，习惯用日本的标准看待中国现状，这是行不通的，他们缺少上述最基本的公共外交的原则意识。
赵新利：您在一些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并在新疆捐建希望小学，对文化、文物人才也给予奖励，让人感到您不仅注重保护和修复历史文物，也重视年轻一代，致力于面向未来的民间交流。
小岛康誉：我于1986年在新疆大学设立了“小岛康誉奖学金”。这是新疆最早设立的奖学金，金额相当于当时半年的生活费，对学生们帮助很大。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奖学金的增多，最近该奖学金逐渐转变为带有荣誉性质的奖学金。在奖学金授予仪式上，校长“学习小岛精神”的发言总会赢得掌声。仪式结束后，学生们蜂拥而至找我签名。该奖学金的获益学生共计4500多人，其中很多人慢慢的变成了社会栋梁。有次乘坐出租车外出，司机怎么也不肯收车费，问后得知，司机的妹妹在新疆大学就学期间曾经获得过由我资助的奖学金，因此坚决要让我免费乘车以示感谢。
为了改善贫穷的地方孩子的学习条件，我从1998年与新疆政府外事办公室、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携手，在偏僻地区建立了5所希望小学。建设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多民族地区中汉族、尔族、蒙古族等的民族平衡问题。此外，在经济快速地发展的同时，仍有很多家庭买不起学习用品。为了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我于1999年起向乌鲁木齐市政府和贫困儿童捐赠了助学金，也充分考虑到民族平衡，获益人数已超越1600人。
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研究、继承，最终要归结到人。考虑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1999年，我与新疆政府外事办公室、新疆文化厅、新疆文物局设立了“小岛新疆文化文物优秀奖”，每年对20人和团体予以表彰和鼓励。除了文物管理者和研究者，还对第一线的文物修复者、尼雅遗迹的保护管理者等予以表彰。
小岛康誉：我现在经常在日本各地演讲，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有意识地宣传和推广新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新疆的发展。我还主编了“见证新疆变迁”丛书，在日本出版了《王恩茂日记》日文版、《铁木尔•达瓦买提诗集》日文版、《李学亮摄影集》、《丝绸之路新疆之行》、明信片集《新疆欢迎您》等，同时在日本举办了百余次演讲会介绍新疆，很好地激发了日本人对新疆的兴趣和关心，向世界、特别是日本人民介绍新疆、宣传中国。我还积极邀请中国青少年赴日旅游，立体推动中日之间的公共外交。我衷心希望中国、日本两个国家能友好相处，一起发展。2018年5月10日，总理访日期间，我受邀参加了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安倍首相强调日中要“从竞争走向合作”；总理强调“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我相信两国关系一定能有更大的发展。
我曾在在“见证新疆变迁”丛书序言中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通过你自己的真实的情况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别人无权对另一个国家指手画脚。对中国这样一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加快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是实现了最大的人权保障。”
赵新利：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很多。同时，媒体和信息传播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凸显。您是如何理解公共外交的？
小岛康誉：习主席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曾指出：“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世界上大约有200个国家，其历史、体制、制度、文化、语言各不相同，国家利益也各不相同。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的哪一方面，主张不同就会引发冲突。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加深相互理解。祖国意识重要的同时，世界公民意识也很重要。所以，21世纪能够说是国际合作、公共外交的世纪。这也是人类文明快速地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结果。我和新疆各位同仁所做的各类活动，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公共外交的一个例子。我初步总结了如下几个维度的经验和感想。
第一，充分认识国际合作、公共外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今后丝绸之路的保护、管理、利用等都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可以牵头召开关于丝绸之路保护、研究、管理、利用的国际研讨会，对于推动“一带一路”、促进与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的合作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明确国际合作、公共外交的基本理念。国际活动有矛盾冲突时， 应该回到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国际合作、公共外交的基本理念。中日两国倡导战略互惠关系、“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我所经历的新疆的考古活动中，中日双方提出“友好、共同、安全、优质、节约”的五大精神。“友好”和“共同”无须解释。在“安全”方面，沙漠活动常常伴随着危险，不幸遇难的事例也有很多。我们经历过紧急露营、沙尘暴、从骆驼上跌落导致脑震荡骨折、生病、车辆着火等各种事故。在“优质”方面，与世界文化遗产相匹配的高水平的保护研究十分重要。在“节约”方面，中日双方组织了所有的领域的专家团队，在费用上和环境上都尽可能做到节约。
第三，以耐心和毅力克服国际合作、公共外交中的困难。跨越中日双方不同民族、体制、文化、语言的障碍并非易事。沙漠中的大规模调查，需用沙漠车和骆驼来运送粮食和调查器材。调查时期受气候限制，耗时较长，往往持续数年。生活上，虽然日出而作，但因为调查和整理资料经常要很晚才休息。几个人一起挤在狭窄的帐篷里休息，连续3周都不能洗澡。如果没有顽强的精神、体力、协作力是难以忍受的。需要众多研究机构共同参与，调查、保护、研究、报告书、研讨会等都需要大笔资金和大量的辛苦工作。这些资金除了我的薪水、退休金、银行借贷外，其他均来自妻子给我的援助。
第四，国际合作、公共外交要以外交原则、人格原则为基础。有的外国研究人员或记者在没有正真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拍摄，甚至将研究成果和拍摄资料带走。这种单方面行为与20世纪初盗窃文物的行为没什么区别。中日双方尊重对方的思维、法规与文化。我所参与的所有阶段的调查研究均是在取得正式许可和签订相关协议的前提下开展的。外交就是“友好的同时不忘自己的立场”，我们践行了这一点。当然交涉也有棘手的时候， 即便这样仍不能忘记宽容友好。另外，三十多年中，新疆更换了五届党委书记、五届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外办、文化厅、文物局、档案局、大学等机构的领导层也更换了很多次。而我们之间的合作仍能继续和深化，说明我们绝对没有私人的“特殊关系”，如果仅图一时方便发展为特殊关系，研究调查必定难以持久。
